第七百二十八节 赫德的财政政策（2/3）
地征税，滥觞于当年朱敬伦为了安抚地方，不断的免除税赋，久而久之商税收上来后，就彻底放弃了重新对土地征税的做法，这是巨大的税收损失。日本明治维新期间，进行了彻底的土地税改革，让土地变成彻底的私产，允许交易，按照地价征税，结果让明治政府从农民身上搜刮到了最大的一笔工业化资金，明治政府时代，日本农民攻陷的财政收入长期超过政府收入的一半。就算跟印度比例相当，大明对农村土地的免税，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税收。可是当赫德要求对土地征税的时候，直接就惊动了朱敬伦，不是他有心保护地主利益，而是他知道动农民的地，那相当于动宗法社会的根基，遇到的反弹将比任何一次反弹更大，不修铁路和办教育更大。事实上，中国社会在清末，土地兼并远没有宋代时期严重，日本占领华北期间做过一个调查，发现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占有的土地，不到全部土地的三成，超过七成的土地都集中在自耕农，小地主的手里。中国南方比北方的宗法制度更强大，因此这种土地分散的情况更严重，将近八成的土地都是小资产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，源自于明朝时候推行的分家制度。中国汉代之前的财产继承制度，基本上也是嫡长子继承制，跟西方一样，能够尽可能的将财富传承下去，汉初，汉文帝采纳名臣晁错的建议，在诸侯中推行推恩令，要求诸侯将封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儿子，目的是想通过这种办法分散诸侯国的国土，削弱诸侯国的国力。结果诸侯国很清楚朝廷的阴谋，纷纷起兵，打出了“清君侧诛晁错”的旗号，最后汉文帝被迫不得不杀了晁错，平息诸侯国的愤怒。晁错是死了，但是中央王朝通过要求诸侯分割财富的办法，却慢慢推广开来。历代朝廷利用这种方法，不断的削弱民间的强大势力，始终让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力量。到了明代，朱元璋做的更彻底，将这种原本用在诸侯和大宗族身上的权术，向整个社会推广，在法律中规定了，每一个男性子嗣都有权力平分家产，包括私生子也不例外，结果就是大地主的土地根本无法传承下去，传承的越久，分割的就越多，最后都变成了小块土地。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制度，这种对大家族土地的分割制度继续执行，因此很难出现土地兼并集中现象。而宗族社会对抗这种法律的方式就是，各个家族大量购买公产，将土地挂名在祠堂名下，作为祭祀产业，相当于把土地挂在某一个祖先名下，于是就不用分割了。所以宗族力量强大的南方地区，乡间土地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宗族公地。因此土改的时候，有些农学家认为江南不需要土改，认为江南并没有北方式的地主阶级，结果就是政府还是收走了公堂土地，将宗族族长当地主打击了，至于那些农学家，一个个死的很惨。政府要收地最大的目的，本就是要打散宗法社会制度，同时为工业化集中资本。农学家看不到这一点，死的并不冤。广東的宗法制度也是很强大的，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宗族手里，不但是公地，即便私人持有的土地在出卖的时候，宗族也有权力干涉，约定俗成的传统是，土地应该优先转卖给同宗、同族、同村的亲戚，甚至在地契上都必须申明，问过血亲无异议等字样，买主才能完成合法的交割，不问过同族卖出去的土地，都能给要回来。之所以这么看重土地，因为土地就是农民的命，是宗法制度的根基，是宗族的基础。一旦要动这些土地，宗族势必起来反抗，少不得要流血才能完成改革。经过激烈的商讨之后，朱敬伦部分同意了赫德的改革方案，他批准赫德可以对商品化程度高的土地进行征税，这种土地往往收益也高，更容易接受征税，所以遇到的抵抗相对也就会小。英国之所以能在印度推行土地税制度，主要也是因为英国把印度经济，打造成了典型的殖民地经济，农业生产高度商品化，用来生产棉花的土地超过一千万英亩，种植烟草的有五六百万英亩，种植甘蔗的也超过六百万英亩，所以才比较容易推行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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